党的十九大报告，是“一个凝聚全党智慧、顺应人民期待、对我国发展具有重大指导作用、在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报告。”[①]其中最大的重点和亮点，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从报告看，这个判断缘于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历史发展阶段和国际地位的新变化，也反映了我们党在理论探索上取得的新成果、奋斗目标上作出的新安排。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下面，就从国史角度谈谈对新时代依据和意义的认识。

1、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依据。但它并不是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矛盾已不再成为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了，也不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结束了；而是说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发展两侧，内涵都发生了部分质变，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呈现出了新的阶段性特征。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②]这就是说，事物在量变到质变过程中，会发生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在走完初级阶段这个漫长过程中，也会出现若干因为部分质变而相互区别的新阶段。

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后，接着在十二大上恢复了八大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直到十八大的历次党代会，对主要矛盾的这一提法没有再变过。但是，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经过长期努力，现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稳居世界第二，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了世界前列，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已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如发展质量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不够高，生态环境保护有待加强，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也有待提高。总之，现在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已经不再简单局限于物质和文化两方面，也不能把社会生产再笼统说成是落后的；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已经变成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正是这些新情况，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明显产生了一个新的阶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使我们距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又进了一大步。

2、关于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又一个依据。但这也不表明我国不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了，而是说随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世界上的分量越来越重，发言权越来越大，开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了。

我们党和国家从来不信邪、不怕压，但中国近代以来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致使新中国经济底子薄弱，国力有一个逐步恢复、强盛的过程，制约了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余地。邓小平1985年曾说过：“世界上的人在讨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他还说，到了20世纪末，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③]从那时到现在，32年过去了，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翻了六番多。与此相适应，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极大提高，对世界和平、国际局势的作用日益显现。正是这些变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使我们具有了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气。

3、关于党的指导理论的新成果。

取得这个新成果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它当然不是说党在指导理论上另起了什么新“炉灶”，而是说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进行艰辛理论探索，产生了又一个重大创新理论成果。

正如报告所指出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向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需要作出既符合我国实际，又跟上时代前进步伐的回答。如果说邓小平理论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回答“新形势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要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着重回答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同这个问题之间有关联，但不完全是一个问题，不等于弄清楚了前者，就自然而然弄清楚了后者。社会主义是带普遍性的概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普遍原则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带有特殊性的概念；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报告中系统回答了这个课题，从而形成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将给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新的气象、新的面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十九大报告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可以清晰看出，这一思想相比其他组成部分又具有自己的许多突出特色。

例如，更加鲜明的人民性。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党的“四风”问题突出，贪腐现象严重，究其根源，在于宗旨意识淡薄，“为人民服务”被一些人看成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旧观念”，甚至有人堂而皇之地提出什么“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利益”。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手抓整风反腐，一手抓宗旨教育，习总书记本人更是就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述。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④]如果统计十九大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恐怕非“人民”一词莫属。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到“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从“顺应人民意愿”到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到“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到“把人民利益始终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到“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级人大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从“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到建成“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从“人民群众反对、痛恨什么，我们党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到“凡是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报告处处闪烁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光芒。像这样通篇强调、贯彻党的宗旨的报告，在历次党代会中是不多见的。

再如，更加鲜明的革命性。过去一段时间，少数人借口我们党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反对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继续进行革命，甚至提出什么“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使“革命”一词几乎成为“左”的代名词。其实，“革命”并不完全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我们党坚持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相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来说也是革命。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同时，强调这绝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了，指的就是这种意义的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指的也是这种意义的革命。他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申：“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持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只要同历次党代会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等词汇在这一报告中出现的频率也是相当高的。报告在回顾党的历史部分，一开头就引用了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并且高度评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重要意义。报告除了继续使用历次党代会所使用的“革命军人”这一概念外，还首次提出了“革命文化”的概念，指出“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泉；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有这些，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显著特色。

又如，更加鲜明的斗争性。改革开放前，我们党一度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停止了这个不适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在党内外一些人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甚至一度面对走私猖獗、腐败成风、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宗教极端势力和各种分裂势力的挑衅，也不敢理直气壮采取措施。有人还曲解邓小平理论，用“不争论”为不作为开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我们党一贯的战斗作风、原则立场、斗争精神，在从严治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反对台独、疆独、藏独、港独分裂势力等问题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说：“我国曾经有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⑤]他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⑥]“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⑦]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的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⑧]他批评“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⑨]他告诫“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⑩]十九大报告充分体现了上述精神，明确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报告提醒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上，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同时强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在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和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问题上，报告强调“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提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强调“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上，报告肯定十八大以来，“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要求全党“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侵蚀”；反对“好人主义”，防止和反对“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在党建部分，报告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全党要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报告还在论述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时指出：要“突出政治标准”，“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像这样突出强调共产党人的斗争性，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更是少见的，可以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显著特色。正因为我们党形成了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所以使我们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有了更加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4、关于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新布局。

作出这个新布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这并不是说我国已经完成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而是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有了更加具体的设想。

自从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以来，对什么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始终没有一个明确表述。毛泽东在新中国初期说过，到21世纪初，“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1]；又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2]这表明，在他看来，用一百多年，将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了复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提出“三步走”战略。但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解决人民温饱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20世纪末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眼看也要很快实现，剩下的目标就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此，报告将十九大到二十大，规定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又将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为两个阶段，即先用15年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用15年时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意味着，从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中叶的100年里，如果说前30年是为中华民族复兴打基础，中间40年是为实现温饱和小康目标而奋斗，那么，后30年将主要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报告还明确指出，后30年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对于十九大到二十大之间，进而对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作出这样的战略安排，对于过去70年和未来30年作出这样明确的阶段性划分，使全党全国人民对今后的奋斗任务更加明确，对实现这些奋斗目标也更加充满信心，当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

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阐释同时告诉我们，这个新时代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变革意义上的新时代，也不是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新时代。在新中国迄今68年的历史中，最为显著和最为基本的分期莫过于改革开放前后两大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毅然纠正了将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的各种偏向，作出两个时期虽然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的重大论断，并在这个论断基础上，把两个时期的经验教训联系起来总结，校正改革开放的前进航向，从而使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使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原因和意义所在。就是说，自从十八大以来，我国历史开启了一个有别于前两个历史时期的新的历史时期。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这一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其深刻蕴义也正在于此。总之，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要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更不是要停止改革开放，而是要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统一起来加以融汇继承、贯通发展，是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的运动，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同样是螺旋式上升的。现在，经过改革开放前近30年、改革开放后30多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5年的接力奋斗，我们国家终于跨入了人民群众期盼已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让我们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吧